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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近來引發熱議，這對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、有效緩解北京“大城市病”有重大意義。歷史上，不少國家的首都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都進行了探索。有些卓有成效，有些則衍生出新問題。
 
　　日本：“副中心”讓東京卸壓
 
　　日本首都東京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。戰后日本經濟起飛，東京人口迅速膨脹。
 
　　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日本以跨越式工業化為目標，全力發展制造業，東京被作為經濟中心之一，享受各種政策傾斜。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高度密集，讓東京相對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，東京都市圈GDP占據日本全國近1/3。
 
　　產業集聚的結果是人口的集中。東京都市圈占全國面積的3.5%，但人口占全國近30%。上世紀60年代，東京的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4000人，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。
 
　　上世紀80年代日本“泡沫經濟”時期，東京土地總價一度相當于美國全國土地總價，“地王”不斷涌現。日本媒體感嘆道，東京從日本全國“源源不斷地吸引能量”，“東京國”君臨天下的同時已臃腫不堪，而日本其他地方的活力則被吸干了。
 
　　為了改變東京“一極集中”的狀況，70年代以后，針對東京“都市病”的各種弊端，日本政府規劃的基本思路進一步明確：避免城市業務功能過度集中在都心區域，緩解東京中心區域的壓力，將產業、機構和人口逐步疏導到周邊地區。在此背景下，東京出現了諸多“副都心”和“新都心”。
 
　　從1958年到1985年，日本政府共有三次“首都圈整備規劃”，打造了7個副都心。日本還在東京周邊地區大建“新都心”，將一些行政部門遷移出去。如“筑波大學城”就是其中之一。日本政府的調控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東京的“過度膨脹”，讓東京的城市擁擠程度有所下降。與此同時，東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商務成本也導致遷入人口下降，成為調控東京人口的“隱形因素”。